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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代，北京有三个露天剧场，每年二月到深秋后的半年多时刻常有京剧表演，是戏迷们特别了解的当地。其间资历最老的是坐落中山公园内的音乐堂，其次是建在劳作人民文明宫内的劳作剧场，还有便是
音乐堂始建于日伪时期。日寇想在北京建一个进行思维文明侵犯的基地，于1942年初冬在中山公园社稷坛东南建成竣工。其时很简
陋，新中国建立后，通过修整，初具规模。由于地处市中心，许多严重活动都在这儿举办。
这个露天剧场呈扇形，可包容三千余人，起先仅仅灰色木质长条椅，虽也对号入座，但暂时硬挤进一位也是常有的事。我最早在音乐堂看戏是50时代初八一建军节款待军属，由部队京剧团艺人李鸣盛、郭元汾、班世超等表演的《唐赛儿》。1954年今后，在这儿看戏次数逐步多起来。1955年春末夏初，北京市京剧三团在音乐堂表演悉数《四郎探母》,因久未露演，观众车载斗量。咱们的座椅上就挤了一位看客，还引得母亲、伯母的不高兴。由于是露天剧场，所以只需一下雨，表演就没有办法进行。1955年秋开端开工加顶盖，座位也换了单座折叠椅。那么大的剧场，场中无一立柱，仅在最后由一排大圆柱支撑。1956年春翻修竣工，尔后许多重要的京剧表演都在这儿举办。像1956年9月为庆祝北京市京剧工作者联合会建立的《八蜡庙》、《锁五龙》、《四郎探母》,1957年春末梅兰芳、谭富英协作《御碑亭》,裘盛戎、李和曾协作《逍遥津》,裘盛戎、李万春协作《连环套》,梅先生的《醉酒》,1958年发掘传统剧目折子戏展演，全挑选此处。由于这儿三面都没有围墙，盛夏时节比其他室内剧场凉爽得多，又有顶盖，不必忧虑下雨，是彼时北京戏迷最喜光临的场所。那十来年里我在这儿看戏之多仅次于长安大戏院。
1957年7月上旬，马连良先生在这儿表演《群英会·借春风》(前鲁肃后孔明)。当夜，风雨交加，雷电不断。次日晨，雷击配电室，引发了一场大火，舞台和观众厅均被连累。有人笑称，马先生真把春风借来了。那次丢失不小，后台没来的及运走的戏箱被烧坏不少，北京京剧团单是大靠就焚毁了八件。筱老板的戏装因表演后没及时运走，也有不少被焚毁。其时正值建军30周年，不少重要活动要在这儿举办，所以连彭真市长也亲临现场，要求尽全力抢修。通过工人尽力，留念建军节30周年的各项活动终得照常进行。8月2日，我在这儿看北京京剧团的《龙凤呈祥》时，天花板尚是一片焦黑。
露天剧场包容人多，票价也比室内剧场廉价。比方一般剧场卖1元的票，这儿卖8角。但因包容观众远多于一般剧场，所以票房收入也多得多。1956年曾经，民营或民营公助剧团在这儿表演后，分配会多些。比方马剧团或市二团在这儿卖个大合座，都会开双份。
在这儿岔开论题，聊几句当年民营、民营公助剧团的一种分配计划。以市二团为例，每个艺人都依据他的才能、人气、在团里的方位，定下根本的“分”,按每场实际收入以“分”折算。谭富英先生定55分，裘盛戎先生定50分，这是二团两位头牌。以下最高的也便是14分，像多爷、杨盛春都是14分。后来谭元寿来了，也是14分。硬里子李世琦只要9分，武丑翟韵奎只要2.7分。二团排第六位的丑角，一位姓陆的艺人是1.8分。龙套、武行一般是1.5分。那时剧团对非表演的功能人员操控得很少，联络剧场的、联络戏票的、管账的、包含后台大管，不过七八个人(不像现在，非表演人员多达几十人乃至上百人，比登台的人还多)。这样，把全团的分加在一起，比方是500分，一场戏下来，和剧场分账后(一般是三七分),剧团收入(当然还得留一些基金)比方说是1000元，那么,一分就合2元。谭先生就得110元，裘先生就得100元，多爷得28元，翟韵奎得5.4元。别看龙套只得3元，也比一般工人高得多。由于那时天天有戏，周日还有白日场乃至早场。这种分配制度，我看仍是挺合理的，多劳多得，按奉献巨细分配，比吃大锅饭、表演不表演一个样强多了。但是现在京剧商场的情况，也很难再实施这种计划。所谓“开双份”,便是在票房收入多的时分，把“分”翻一番。
当然，露天剧场也有局限性，从秋末到二月天冷，就无法表演了，只好是“半年闲”。50时代初，新年期间为款待军属，河北省京剧团以孟幼冬领衔在劳作剧场表演《三打祝家庄》,我去看戏，穿了双球鞋，三个多小时，把脚冻坏了，这是露天剧场的缺乏。
音乐堂在我的回忆中极为深入，盛暑时节坐在剧场里，晚风徐来，赏识着那些大腕精深的艺术，真是登峰造极的享用。现在音乐堂彻底关闭了，也比过去奢华多了，但是那种令人惬意的感觉全然没有了。看到网上前几天评论吉利重建的问题，我比较倾向别再建奢华剧场的观念，给咱们布衣百姓建个布衣剧场吧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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